01
今年2月22日，是夏扬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夏扬先生是原楚雄师专第一代教师，当时的滇中楚雄，有几位历尽摧磨、丹心未改、学养深厚、人格高尚的学界贤良，而夏扬先生正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优秀代表，一名杏帐典型。他离开我们三十八又半年了，此时此刻，独立南山，遥思先贤，总不免心绪飞驰。
熟悉我的人大多知道，我一向不喜欢叫噪春秋，品藻人物。由于我与夏扬先生从未有过直接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以致于雁塔山上的朋友们，总觉得我可能不认识夏扬先生。其实恰恰相反，我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或许比在楚雄师专听过他的课或与他共过事的同辈朋友们还要更早一些，也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夏扬先生与我父母以及那一辈中的很多人，在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30余年的岁月里，既相识相知，又彼此欣赏，因为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气节操守，更有着极为深厚的人间情义。夏扬先生虽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但他的气质文采和人品节义，却与我所敬重的几位父辈一样，影响了我的大半生。
记得张毓吉先生退休后，常常和我谈起“岁寒三友”的话题，说想写三篇文章，题目早已拟好，就叫《岁寒三友（一）：怀念张春元同志》《岁寒三友（二）：怀念邵平同志》《岁寒三友（三）怀念夏扬同志》。他不止一次地说：“春元要是活下来，一定是楚雄的第一个教授。夏扬、邵平虽然都活过了六十，但长才没有真正施展出来啊！”我能感受到他的遗憾之心，也能感受到他对三位“岁寒之友”那种铭心刻骨的深情。他也的确说动就动，从张春元先生开始写起。那时他已生病，有时一天只能写一两段，也常常写下两三段就让我去看看，我常常读几句给他听，也为他誊抄一下。他每次在书房和我讲起他和“三友”的往事时，总是眯着双眼，仰首看向窗外，话音极低沉，我总要摒着气才能听清。我总是看不清他眼睛的内里，但总能看到他咬动牙根的神情。由于病况日沉，他勉力写完张春元、邵平的回忆文章后，就难以再往下写了。那段时间他常叫我去做点整理文字的小事。我问起《岁寒三友》之三时，他说“找下老芮，他前两年写过一篇夏扬。夏扬的事他很熟悉，就用他那篇。”于是，人们后来就读到了芮增瑞老师的那篇《岁寒三友（三）：深切怀念夏扬同志》。
作为归侨赤子，夏扬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世所景仰；作为一名教师，夏扬先生烛火春蚕的形象世所称道；作为一位学者，夏扬先生拓荒开路的勇气世所叹服。
夏扬先生从早年飘散的《诗播种》到晚年垂世的《苗族古歌》，可谓文献昭彰，芳华不朽。正如张毓吉先生所言：“茫茫人海，像夏扬这样热爱民族文学并终生不渝的人并不很多。这一部《苗族古歌》薄薄一册，字不满10万，却耗去搜集整理者毕生的心力，真可谓得之不易。”夏扬先生以病弱之身，多方寻觅原稿，并利用假期，不顾严寒酷署，几进苗岭，手抄笔录，搜集整理。然而当这部 《苗族古歌》 付梓之时，夏扬先生已经看不到了。芮增瑞师也说：“命运何以这样捉弄人，既然让他劫后归来，又不让他做完他急于想做的事。忝为挚友，我收捡他的残篇，代他将一些未写完的文章写完，将那些宝贵的苗族历史文化资料转送州民委的苗族领导同志，《苗族古歌》则收集成册，德宏民族出版社惠予出版，以此答谢这位彝州忠诚的儿子的一生。”
又据芮增瑞师的回忆，夏扬先生还在楚雄一中任教时，就曾向他介绍说：姚安、大姚一带彝族山区流传的“梅葛”古歌谣具有很高的价值，夏扬先生还说他和黄笛扬老师正在利用假期进行搜集记录，即将完成。芮老师当时曾问：“梅葛”是什么意思？夏扬先生当时解释说：这是一个彝语名词，很多古歌词都用这种 “梅葛调” 来唱，或许就是汉语“民歌”的变音。芮老师后来听说，夏、黄二位先生历尽艰辛，已整理出了创世史诗《梅葛》的修改本，并交给路过楚雄的徐嘉瑞先生，徐先生后来在此稿基础上，又做过一些搜集整理工作。再后来才是1958年民间文学采风大潮中云南大学、昆明师院大学生到姚安、大姚、永仁等地搜集整理出版的《梅葛》。
2018年底，为纪念楚雄师专中文系办学40周年，并以某种无声的方式，提醒人文学院师生勿忘历史，记住先贤，我曾用自己的经费，向云南人民出版社申报选题，重新校勘出版了夏扬先生的《苗族古歌》，由于钱文拮据，所以印数极少，只供一些图书馆藏阅，并作为院际学术交流时使用。同时，请国贵副院长方便时赠送夏扬先生亲属一二册作为念头。后来，我又请国贵副院长负责，申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资金项目，以争取在学校支持下，建立“楚雄乡贤馆”，以彰显地方优秀人文精神的传统脉络，避免久而久之，民不知滇中有史，官不知威楚有人。而在楚雄乡贤馆拟塑人物铜像选择时，我特意列入了夏扬先生。如今，夏扬先生的英名，伴随着优秀教师的称号和《苗族古歌》的流韵，已长驻于雁岭杏坛之上了。然而，关于名噪多年的《梅葛》，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夏扬、黄笛扬两位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的拓荒之功。
夏扬先生是那个时代里一位平凡的但同时又是十分优秀的人民教师。说他平凡，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像夏扬先生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然而，夏扬先生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他的身上，却凝聚了许多足以薪火相传的崇高品质。正如芮增瑞师所言：“祖国几千年历史孕育了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英雄儿女，他们无私奉献，顶天立地，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因为有了他们，祖国才当之无愧地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夏扬默默无声地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 但他永远是做人的楷模。”
我常常在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精神，抑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依托，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文化传统和五千多年的文明足迹，都是极具份量的支撑要素。而这种支撑要素，又恰恰是由古往今来的志士人杰和劳苦大众们或舍身忘死、或默默奉献的思想烛光，以及心系祖国、坚韧不拔的踏石足音，延续着生命的律动，传递着不灭的薪火的。在这种继往开来的承续中，更多的、更大的力量，显然来源于不胜列数的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夏扬先生正是这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
02
夏扬先生原名甄经，祖籍广东台山，由于祖父侨居越南，所以他的父亲就在越南经营了一家皮鞋店。1923年2月22日（即那一年的正月初七），夏扬先生出生在越南河内，同辈10兄弟，他是最小一个，所以小辈们习惯称之为“十叔”。据说因为幼年性格倔强，父母曾给他取了个“阿牛”的小名。
先生自幼聪颖，但入学并不算早。1934年近11岁时，才在河内中华小学开启了正式读书的历程，不料次年，却又因变故，失学在家。1936年，因家业破产，全家不得不在除夕之夜回国，并到了云南。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少年，又在13岁时被送入昆明东升小学学习，这时已是1937年。尽管如此，由于从小刻苦好学，机敏过人，先生还是在这一年的7月，完成了小学学业，考入昆明中学学习。1939年，他又转至粤秀中学，同年10月，日机狂轰昆明，学校又被迫迁往呈贡避祸。
1942年，深感家国之痛的夏扬先生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侨胞战地服务团，在呈贡接受培训。同年7月，已按计划开跋的赴东南亚参与抗战的队伍，途经大理即因敌机袭扰，以致道路受阻，未能成行。先生旋又进入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接受东南亚语言文化及民族交往史等知识与技能的专门训练，未及毕业，即被征入美军代表团驻昆联络部担任无线电报的业务教员，总算是得以正式投身于壮阔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之中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云南成了大后方，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作家汇聚昆明，夏扬先生受训时的东方语专，就有不少爱国学者到校讲演，先生得以聆听诸如费孝通、李达等著名学者的教诲。不仅于此，他在当时还和常任侠、光未然、魏荒弩、罗铁鹰、赵橹等名流有过交往，尤其是受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细的先基》和常任侠搜集的“蒙古调”的感染，陶醉其中，渐渐增强了对各类民间诗歌的浓厚兴趣，从此与民间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1946年、1947年后，昆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浪潮，不断感染着夏扬先生，他自觉地奋命其中，并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自筹资金创办了 《诗播种》丛刊，宣扬进步思想，传播马列主义。虽然由于时局和经济的原因，刊物只发行了三期计九百余册就不得不停下来，但其中的不少作品，生动地表现了贫困阶层和“小人物”的悲苦生活，从而起到了宣传民众、唤起人们斗争意志的积极作用，影响所及，超出了地域的限制，一度吸引了湖南、江西、武汉、上海等地作者和读者。
1948年8月，先生与几位同志者结伴，先后辗转于安宁、通海的乡村中学去执教，这又是他宣传进步思想，搜集民歌资料的一段重要时期。在深入田野的过程中，先生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其政治觉悟与思想境界得到了又一次升华，并促使他进一步走向了新的人生征途。1949年3月，在中共华南分局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由民盟出面派员前往巧家、会泽等地，试图争取策动龙纯曾部起义，夏扬先生也在派遣之列。在云南地下党的配合支持下，他们曾拉走了龙部两个团的武装，改编成革命队伍，夏扬先生受命担任了这支武装的总队副政委，其后又转入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为解放云南出了力。联系到后来昭通的匪患和剿匪斗争的实际情形，以及当年龙三公子队伍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我总在想，夏扬先生当年去做这支队伍的工作，无异于䠀进了一潭浑水，这或许为他后来的遭遇，已然埋下了某种无法言说的伏笔了吧。
03
新中国成立后，夏扬先生曾在《昭通日报》社做过一段短暂的编辑工作，之后，便于1951年3月间，应聘到楚雄一中任教。和所有步入新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先生自然也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伟大洪流之中，不知疲倦地勤奋着、努力着、歌唱着、盼望着。那时每有假日，教师都要集中起来，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时事政治，也会下乡参加土改，也会在那明朗的天地间倾心而谈，谈教谈诗谈理想。芮增瑞师曾有一段回忆：“两个学校的老师集中在一起，互相认识的机会就多了。知识分子改不掉自由散漫的习惯，工作学习之余，也打桥牌、下象棋，街上去吃小食，在一起聊天，于是我就认识了夏扬。记得他就住在揽秀亭西南角上的两间小平房里，朋友们都喜欢到那里去，把那里戏称为‘阴暗的角落’。那屋子也的确又阴暗，又潮湿，当时还没有电灯，夏扬就在那里不知疲倦地伏案工作，备课、批改作业、写教案，还在搞民间文学，为楚雄县绘制地图。”
因工作需要，上级随后将夏扬先生调入了楚雄师范学校任教。在一派欣欣向荣的开国气象中，先生从抗战期间起就一直萦绕于心间的发掘民间文学宝库的激情，也进一步被激发了出来。早在1950年还在昭通工作时，他就利用业余时间，不辞艰辛，遍访民间歌手，搜集了不少民间文学资料。如他那时记下的苗族歌谣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过你们不要怕，以后人心转变，自然会有相爱的一天，那时就不分种族、也没有疆界。”这说明，广大的苗族人民不是很早就具有民族一家亲的期盼吗？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不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吗？到1956年，夏扬先生利用业余时间，跋山涉水，搜集整理，已形成了《苗族古歌》、《梅葛》初稿、《鲁班的妙手》 等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故事成果，凡10余种数十万字。他的努力及其成果，曾受到秦牧先生的关注。
然而，由于195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夏扬先生的赤胆忠忱，毕竟架不住“有心人”的陷害。他在抗战期间参加侨胞战地服务团在呈贡接受过培训，以及稍后在盟国开办的无线电学习班训练过的经历，被人翻出来说成与间谍组织有关；他在云南解放前夕受命到滇东北策反龙三公子部（“西南人民革命军”金沙支队）并任职其中的事，被说成“参加地主武装”，点上了“历史问题”的污点。当然，按芮增瑞师后来的回忆，夏扬先生当年“最严重的事件”，乃是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深信不疑，从而勇敢地站出来，摆出凭据揭发了某校长与某女人违反生活纪律的细事，“惹得那位校长破口大骂，连不堪入耳的脏话都骂出来。”“那时，学校领导就自称代表党，代表政府，掌握着教师职工的前途和命运，其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夏扬于是也成了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坎坷生涯。” 在他被送去的“改造人的好地方”，“小偷、流氓、娼妓、国民党特务、干部、教师、共产党员…… 真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张毓吉先生曾戏称曰：“误入尘网中，一去二十年。”
我曾看到朱和双博士查找到的一页当年的信笺纸（是某档案馆已可以查阅的资料），页眉上是繁体红字“云南省楚雄师范学校”的公务信笺标识，内容标题则是手写的《楚雄师范处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的处理情况》。在正文部分“1、已处理者” （“已”字前又有添加符号，说明是后来又加入“经批准”三字）之下的第二条，原书写内容为：“b、夏阳（曹按：还把人的名字给写错了），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反革命处理，送劳动教养，已执行。”而在原文“夏阳”之后，也有一处添加符号，在这处符号中，增加了“张毓吉”三个字（说明这是在原书面“处理情况”正式行文完成后，又根据什么而新添进了一个名字）。这页材料是一份手写件，既无落款也无公章，但从右上角“002”的红色数码戳和右下角“02”的黑色数码戳看，显然是一份正式文档。也就是说，就凭这字迹潦草的一页信纸，就凭那么几个人以组织的名义，在暗箱里一通操作，多少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就这么给毁掉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凝视这页字迹浮躁的“处理情况”时，后背仍不禁瑟瑟发冷。
04
我们党的伟大和坚强，就在于它具有恢宏的气度和巨大的勇气，敢于承认并纠正自身的错误。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个伟大的时代，感谢那个温暖的春天。随着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进程的开启，夏扬先生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于是重新回到了楚雄师范学校，走上了开办不久的“师专班”的讲台。只是，令人痛心的是，他当年付出诸多心血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资料，以及所做研究的论文约十一卷册，由于当年全部作为“反革命罪证” 而被查抄，早已下落不明。
然而，不管经历过多少侮辱和冤屈，在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一个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所带来的感受，仍然是无比幸福的。当时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群众口头，都使用着一个共同的概念，叫“第二次解放”。人们的笑意写在脸上，大街小巷都唱着“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边疆的歌儿暖人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那个时候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在新岗位上的夏扬先生，无疑又一次焕发出了青春的热血与活力，又一次开启了不知疲倦的征程。他除担任师专班中文科主任和班主任外，还要主讲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和大多数教师一样，其周课时都在十四五节左右。与此同时，他又一次以极大的热情，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投入到民间文学资料的抢救工作之中，每个假期都自费带领学生深入到禄劝、双柏等少数民族边远山区，搜集各类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仅三年间，他就发表了民间文学专题研究论文八篇，还搜集到大量民族民间文学第一手资料（包括录音资料）。
1983年，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楚雄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夏扬先生在继续担任的中文科主任岗位上，兢兢业业，率先垂范，恪守高尚师德，倡导严谨学风，以校为家，无私奉献。夏扬先生高尚的情操和深厚的学养，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他呕心沥血、树木树人的业绩，也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党和政府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先后被推选为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楚雄州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楚雄州市两级人大代表、楚雄州文联委员、楚雄州侨联委员，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建言献策，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1984年暑期，夏扬先生获假三月赴港探亲，他四处寻访了居住海外的楚雄籍人才信息，呼吁他们回乡助力，并到香港中文大学查阅了所需的大量学术资料。由于心系学校工作，他不顾侄女殷切挽留，未满一月就匆匆返回。而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他又不顾旅途劳顿，赶赴武定，去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回楚后，又应各界之邀，连续作了多场报告，内容涉及教育、文学和爱国主义精神。由于长时间的辗转劳累，加之新学期各项工作十分辛苦，致使夏扬先生在与教务处同事进行工作交谈时突发脑溢血，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84年9月19日20时50分溘然长逝，享年61岁。
05
孑然一身的夏扬先生就这样离去了，他并非一无牵挂。他有着值得牵挂的海内外亲人，他更有无限眷恋的教育事业和情有独钟的民间文学整理工作。他的撒手而去，留下了未竟的事业，更留下了心在家国、情系桃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值得欣慰的是，当夏扬先生离去的时候，昔日“岁寒之友”中，还有活着的好人。当是时也，在楚雄师专党政领导与其家属齐心一意、周全治丧的同时，尚能有罗史先生、张毓吉先生、芮增瑞先生等众多知交，以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强忍悲痛，上下奔走，多方呼号，叩请哀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呼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合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当然首先是因为有夏扬先生的品格和风范，所以，先生得到了楚雄州优秀教师的追认；所以，先生遗骨得以由州人大常委会破例批准，安葬于文笔雁塔之侧。诚如张毓吉先生在其墓志中所言：“雁塔立苍茫，乃鹿城之高标；夏扬葬胜地，实后世之风范。”
从人生价值来看，夏扬先生的一生无疑是充实而极具意义的。在他住院抢救期间，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州政协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曾纷纷前往医院探望。在他逝世后，《楚雄报》曾在1984年10月9日头版刊登了消息，并称其“热爱祖国，勤勤恳恳，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满怀振兴中华的希望，为人民奋斗了一生。”当时的楚雄师专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词中有副挽联我至今还有印象：“一生献忠贞，南山松柏常苍翠；九天含笑意，故国桃李更芳菲。”此联并不算太工，似也不能概括夏扬先生平生的业绩和风范，但足以体现出全体师生真挚的感情。不久后，楚雄州人民政府于1985年1月16日正式决定，追认夏扬先生为优秀教师，《云南日报》曾在1985年2月2日的头版刊发了这一消息，称“海外赤子献身山区民族教育事业，楚雄州人民政府追认夏扬为优秀教师，楚雄师范专科学校决定为他树碑立传。”这样的殊荣，应是倡导尊师重教时代风尚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从那时起，雁塔山的校园内，就增加了一个地标性的名称—— 夏扬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夏扬墓一直保持着静谧而简朴的面貌，一如夏扬先生生前的品格。学校历届领导都十分珍视对夏扬墓原貌的保持和维护，每年清明节和教师节，都有师生前往祭扫凭吊，缅怀先贤，激励后进。有学校从未停歇的琴瑟弦歌，有师生往复不断的鲜花寄献，长眠于斯的夏扬先生并不孤独！
我常说，一所学校的精神气韵，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若干代人的薪火相传，不懈努力，才能培育起来。但败坏一所学校的风气，有时候五六年就能“奏效”。
值此夏扬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追怀先生毕生功德，当首推其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先生平生，虽历尽坎坷而贞心未移，称得上“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称得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第三则是教育精神薪传之绩与民间文学抢救之功。其著述未必等身，但仅有者足可传世；其教历未必漫长，而所育者足可参天。
嗟呼！南山揽秀，振铎黉庠；南国赤子，才气无双。一江春水，千载文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3年2月21日于雁塔山
审核：刁国庆
编辑：王波
